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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算法决策的过程是机械的。

根据《解答》，在评论文字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基本属实的前提下，主要看是否存在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如有侮辱性的内容，则构成侵权。蜂飞案中，关于新闻报道内容的主要争议不在于评论文字，而在于报道本身是否失实，因此法庭没有沿用公正评论审查框架，而是严格遵循司法解释中确立的名誉权侵权四要件框架来作分析，并且，该案两审都重点围绕是否失实(行为违法)、是否有过错这两大焦点作了充分的说理论证。

也就是说，将宪法上的规范要素纳入考量范围，从而获得一种针对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两相冲突之特点的更为专门化的、也是宪法化了的侵权责任分析框架。[28]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四、个案考察：舆论监督权的司法论理与教义建构 司法实践中，基于宪法权利而引申出来的上述具体规范要求是如何被贯彻的？如上文所述，笔者通过有条件地检索，集中对几宗就舆论监督权作了实质性司法论理的案件进行重点分析。但张新宝教授认为本条体现了四要件说。[65]本文更认为，司法实践不会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缄默而停止，何况，即便一纸宪法解释文横空出世，也仍须落实于个案中，在适用层面进一步呈现其规范内涵。

另一方面，相比于实定法以外的注意义务，行为违法之法是更清晰、更容易把握的实定规范。即便是严重失实的报道，也并不一定要承担侵权责任，须取决于过错的认定。在这一点上，中外各种类型的决策机构或组织皆是如此。

  [16]［美］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第三版），韩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对此，笔者想提出几点完善立法规划有关制度的初步建议。组织学的研究表明，在组织决策过程当中，注意力是重要的稀缺资源，一个组织无法对所有的选择同时加以考虑。本文尝试从议程设置的角度重新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53]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06页。这就意味着，立法工作能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得到的关注必然是有限的。

[1]实际上,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首次出台立法规划以来，随后的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履职伊始都会运用立法规划安排五年任期内的立法工作。首先，立法规划的过滤功能。但它也面临三个问题：第一，组成人员数量少，与其承担的职责不匹配。[11]换言之，机构提案是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唯一正式来源。

  [20]表1由笔者根据如下资料自行整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2013年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24-242页。首先，立法规划编制机构拟定的立法规划草案必须经委员长会议通过。依照新《立法法》第52条的规定以及立法实践，制定立法规划主要包括图2所示的五个阶段。  [3]参见《乔石委员长在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5年12月19日）》，《人大工作通讯》1996年第1期。

参见武增：《2015年立法法修改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概括言之，制定立法规划首先是在众多的立法建议中进行筛选，确定哪些将得到立法机关的认真考虑。

  [45]曾任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指出了这一点。尽管政府内阁的立法规划所安排的政府法案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立法议程和立法资源，为保障议员权利，英国议会下院建立了议员法案制度。

  [25]这方面学界做了充分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周伟：《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在英国，议会可用于政府法案的开会时间仅有约60天。[56]这样一来，一方面，较之于其他提案主体，委员长会议提出的法律案得到了优待，在程序上处于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委员长会议还能够阻拦其他主体提出的法律案进入议程。  [58]已故宪法学者蔡定剑力主此观点，参见蔡定剑：《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52]不过，从修宪资料来看，增设委员长会议的初衷是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服务，它既不是权力机关，也不得超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提出法案才是立法过程的起点。  [35]这些资料的来源如下：《乔石委员长在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95年12月19日）》，《人大工作通讯》1996年第1期。

[17] 历任委员长都一再强调，立法工作应当分清轻重缓急。在作出一项政策选择之前，问题首先必须得到承认。

吴邦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求是》2008年第8期。参见刘松山：《立法规划之淡化与反思》，《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

实际上，对任何国家的立法机关来说，能够用于立法的时间都是短缺的。[19]上述理念经由立法规划的优先化功能得以实现。图1我国的立法过程 二、立法规划的制定过程 作为立法过程起点的立法规划，可以看作是一份立法议程。如若今后采取的是强化全国人大立法职能的方案，基于立法规划在提升立法自主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制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改革选项。

党领导立法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审批立法规划。[41]学界也持同样的看法。

初选完成后，对于进入立法规划的立法项目，立法机关再次进行筛选，确定哪些需要重点考虑，其他的则次之。因此，将法律起草视为立法程序起点的观点难以成立。

可见，至少在立法方面，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视作一个国家机关不具有说服力。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也表明，谁有权制定立法规划，谁就能够主导立法。

[15] 图2立法规划的制定过程 其次，立法规划的优先化功能。换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甚至部署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  [21]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7]［美］斯图尔特等：《公共政策导论》（第三版），韩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60页。

[6]但现有研究没有解答的问题是：立法规划增强立法工作计划性的主要原理和具体机制是什么？立法规划是否还有其他作用？立法规划对我国人大立法体制有何深层影响？这一系列疑惑是促使笔者进一步探究立法规划的最初动机，而上述问题则构成了本文的中心议题。蒋劲松：《代议会期制度探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1期。

这一制度安排意在激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参与立法的热情，发挥民意代表的代议功能。委员长会议 孔德王，四川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以下简称新《立法法》，修正前的立法法则简称旧《立法法》）第52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

因此，本文的诸多结论同样适用于地方人大制定的立法规划。这就意味着，一项立法建议如果没有进入立法规划，那么它几乎不可能得到立法机关的审议，更遑论成为正式的法律。